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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承志的家

1999-06-30 来源:中华读书报 □张辛欣 我有话说

凭心体会,房子是张承志的梦魔。

有人说他最好的小说是《九座宫殿》。趴在编辑家的饭桌上,我看他风格变化时候的另一篇小说手稿。我把小说题目看了好久:《黄泥小屋》。一个安身立命的小屋,该是他现实梦中的宫殿。他先是住在一栋年久失修的简易楼里,那是当幼儿园保姆的妈妈,作为劳动模范的公家奖励。公寓有两个房间,一个稍大,一个很小,还有一个窄过道,窄得你穿着大衣走过,就蹭着两边的墙,墙灰早已剥落,砖露出来,好像露着肋骨。承志和妻子、孩子挤在小间里。妈妈独自带大四个孩子,看到每一个都进了大学的时候,突然就成了精神病,他把妈妈放在大间。小间里,一张床,一张小书桌,完了,满了。他心爱的一大套音响,放在妈妈的房间里。在那个小公寓里,他们住了许多年。

如果有什么事情去找他,选在夜间十一点。那个时候,他和妻子“换班”。他已经睡过一觉,起床写作,妻子陪女儿躺下。那一部部小说,横扫蒙古草原,跨越北方四大河系,又悲壮又荡漾,都在床前那张小桌子上出生。坐在床沿上,依着他的女儿和妻子,看他撕一条报纸,卷起一根莫合烟,和他说一会话。听故事的女儿也会插嘴,妈妈阻止女儿,于是,也加入进来,我们就四个人挤着,非常小心地,悄声笑着。

承志妈妈在外屋的暗处坐着。她常规吃镇静药,晚上吃了,依然精神抖擞。

有的时候,我会再和她聊一会儿。我们都吃同样的药,便有交换的心得,只是,她劝我少吃,我劝她坚持吃才治疗有效。她总觉得有人正破门而入,挥着刀杀进来。那是幻觉。我说。是呀,是幻觉,她微笑着点头承认,“你就是听见有人在砍门呢。”她仍旧微笑着说,笑得非常端庄。

她的脸,在昏暗处,依然灿烂,鼻子的线条十分精致,光洁的额头,眼睛美丽,一头银白头发的照耀下,越发目光炯炯。

他们是穆斯林。他们激烈,忍耐得也激烈。

那套音响,两个黑森森的大音箱,静静地立在暗处。

究竟能到什么地方盖一个自己的小房子呢?

感到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,我也向最不现实的承志讨过主意。

当然有地方。他数出青海、新疆、宁夏、内蒙古。能想象出天空和草原。

有电吗?有水吗?你问他。他没有想。

他要我帮助他去联系看精神病科。在公共汽车上细细地说了理由。我摇头。“一旦套上,他们根本就不把你当作人了,你就连证明自己的权力也丧失了!”“但是到需要靠它得救的时候,就太晚了!”他说,“先挂上号再说。我知道精神病的所有症状,所有主诉,在医生面前,绝不会弄错。”在挤满人的汽车上,我低头仔细想了想,他说的对。于是求了人,然后打电话,告诉他预约的时间。“还是等一等吧,”他说,“你说的对,一旦套上,就更完了。”

终于有一天,他们搬家了!搬家的时候,厨房碗橱一挪开,墙皮哗啦啦地垮下。

一边搬家,一边庆祝。我也去帮了几次忙,忙没有帮上,几次都跟着大吃大喝。在小煤气罐上做些好吃的东西。那个没有“户口”,没有办法换的煤气罐,本来是备用的,小心备用了多少年,突然就到了世界的末日和新世界的开端。其实新楼里还是没有煤气,但是不再想以后了。音响第一次开起来,他心爱的歌手,避世的日本的冈林信康,美国的勃搏·狄兰,还有不曾被采风的文人强奸过的,他的新疆民歌!在歌声中搬了多少天家,到处还是乱糟糟,没有布置停当。我们发现门边的电灯没有安灯泡,拧上去,打开开关,突然全部黑了,整个楼都黑了!承志的妻子是学航空力学的,有一大帮精通电的朋友,检查了整个楼的线路,发现施工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接错了,只要一打开门口的开关,全楼就会短路。接着,下面的住户找上来了。说房顶上湿了一大片。刚刚新建的楼,楼外面还高高地堆着剩的建筑材料,人像翻山一样爬来爬去,厕所马桶已经漏水了,龙头也接不到浴缸里。但是他非常快活,因为两间屋子都大了一点!

一间仍然给妈妈,一间,给妻子和女儿。

我转了一圈,看了又看,回到门口问:

“你在哪里写作?”

他指指我的脚下:

“这里。”

然后眼睛就亮起来:“现在,我可以把音响放在门口对面的墙边!”

“桌子呢?桌子放在哪儿?”

还是不懂。

“早就看好了,就把它放在门口!”

一看明白了,放声大笑起来:“那你不是成了看门人了!进来的人正好在桌子上登记。”

他不笑。

“不再开门就是了。”。

于是沉下心,看看四周,替他暇想,关起前门,也关起通向妈妈,妻子和女儿的,通向家的门,在自己的门前,一张桌子,一套心爱的音响,一把电吉他,那个两平方米的小地方,也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世界!

后来我们就坐在那两平方米的地方,回忆我们先后去过的曼哈顿。我们都对它又喜爱,又要远远地逃开,于是,放了那个日本歌手的“曼哈顿”,他给我翻译着,从翻译的歌词听,那歌手和我们一样地感受。和那个歌手一样,我们以为我们要把自己各自关起来,少到外边去,到遥远的地方去走。日子不再是少年时候了,不再是无限了。

也许他自己说得对,也许老是挤在一起,精神病会传染。

又有了一个房子。听说有三间,真正的三间。只不过,有一个条件,要想得到那三间,要穿军装。他没有犹豫。扔掉他的考古学,扔掉他的学术级别,他急忙又搬家。又扔掉两年时间写一本书的钱装修起来的墙壁和地面。我也一定是疯了,专门去那个家里作客。我们居然在三间之外,在通向门的地方,摆开桌子吃饭!我们能四面坐下!

他有了一个真正的书房,不仅摆下了音响,甚至还可以支起一个画架子,他开始画画。书房里有了一张真正的书桌,桌子不很大,但是木头的质量挺不错,聊着天,用手摸摸它。他提到他正写的一本书。他并没有说那本书的形式和内容,只是说:“每天早上起来,你就坐在桌子边上,连别人的书也读不进去,这算是一种什么生活?”那时候我看着窗户外边。

写作的生活,趴在桌子上的我们,自己知道。你疯狂地寻找你的黄泥小屋,疯狂地一再转移,一再安置自己;你跑老远老远找朋友谈心,你一个钱,一个钱地算计着稿费,你越来越往你的山里,你的荒原上跑,你对都市的人越来越厌烦……你所有这些真实的生活,最后,都为了回到趴在桌子上作战。只有在桌子上孤独地苦战,可以满足你自己的脑力和体力对自己循环的要求与习惯。这种不断回到桌子前的生活,对于我们,一旦选择了,就走上了一条慢性自杀,慢性疯狂的道路,你又必须控制自己,走得有条不紊,有节奏,要效果!所有的苦都不计较,都不必细诉,只要试验着唯一的,纸面上的,艺术效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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